我觉得我已经一无所有了，从认识到现在，我把最宝贵的20年都给了他，但最后竟然是我错了。

 

 

1986年，在姐夫的介绍下我认识了张可，一个十分忧郁的男人，我和朋友谈笑时，他从不搭话。我帮张可承包了一个皮鞋店经营。一天，他出去修鞋，很久都没回来，在女人的直觉下我想来想去，觉得不对劲。我出去找他，却被我撞见他和另一个女人在一起，十分亲热的样子。我愣在原地没有冲上前，我只是他的女友不是妻子，他有权利选择别的人，我这样安慰着自己。

如果他心中真有了别人，那么分手就趁早。于是第二天一早，我骑着车胡乱寻找，在张可与那女人的出租房前停下。前一秒我还天真地认为他不可能在这里，“张可！”但当我喊出他的名字，张可应声而出的这秒，我觉得整个天都塌了，我用力扶住自行车好让自己不会倒下，转而淡然一笑地离开了。

下午，我又去了那个女人的住处。她和张可如何认识、如何在一起的过程都一一对我说了。张可得知我去找了那个女人，第二天一早就拉着我冲到那女人的房内，抽下皮带就对着她一阵暴打。“周姐，救救我……”被抽得遍体鳞伤的她躲到我身后求救。“我也没办法，这是你们之间的事。”我转身离开了，后来那女子被打得全身是血。

我并没有对张可出面收拾那女人所感动，他的表态，反倒让我很寒心，他既然能这样对待她，那么有一天他也可以同样这么对待我，我带着所有的衣服离开我和张可的住处。

我走后，张可找到我吵了起来。他将我抱起来往河里扔，我从水里爬起来说：“我们完了，从此以后，你走你的，我过我的！”那时我们已交往了五年。如果初恋本就这样结束，虽然不值得我半点留恋，但不至于会在后来漫长的岁月化成一道伤。

牢狱之灾我当了“秋菊”打官司

我躲着张可不见面，但半年后，他再次找到我说：“出去了那么久，转了那么多地方，最后觉得还是你适合我。”“你要想清楚，毕竟我比你大3岁。”我说。“我只喜欢你，我要照顾你一辈子。”我不愿与他纠缠，回了新都老家。也许是因为他死缠的时间长了，我也开始相信他真会对我好，我最终原谅了他：“要和我在一起，我们就马上去办结婚证。”张可很干脆地和我去了民政局，那是1993年。

1998年，我们健康乖巧的女儿出生了，这样的幸福生活直到2000年，丈夫在我们村上当了生产队长。开始我并不支持，但见丈夫一副雄心壮志的样子，我也就同意了。我每天在家做饭、洗衣、打扫、带女儿，对他在外的工作和应酬从来不过问。

2005年1月16日，张可因为“非法占有土地罪”而被逮捕，当我亲眼看到丈夫被带上警车的那一刻，我的心被震住了，站了好久才跌跌撞撞回到家，觉得整个屋子都是空的。眼见还不到一个月就是春节了，这个家却少了一个人团聚，在伤感之后，我突然觉得肩上的担子很重。“我不相信他会是个罪犯，我要为他打官司。”一句豪言竟出自于我这个弱女子之声。

寒冷的天，我买来了许多关于《民法》《刑法》的书籍认真钻研，一个连大学都没有上过的打工女人，却对僵硬如铁的条款倒背如流。上诉期间，我找到了当地的刑警大队长，希望能对丈夫申请取保候审。“他犯了法，就该接受法律的制裁。”他说。我争锋相对地说：“他到底犯没犯法，还要等法院终审判决之后，在上诉期间他都是犯罪嫌疑人，既然是犯罪嫌疑人就有申请取保候审的权利。”“这个手续不该由我来办，你可以找律师，或找法官说说。”他说。“没什么好说的，我相信张可不是罪人。法不容情，当法官坐在法庭上那刻是不带任何感情的！”几天后，我请了一个律师，但他还没有我跑得勤快，于是我又换了第二个律师。

春节临近，所有人都借着团聚的日子诉说着一年的收获，而我却趁着亲朋相聚的时候，四处低声下气地借钱打官司。熬过了春节，看着绿油油的田地，希望在一次次破灭后又重新在我心中燃起。我没有放弃，跑坏了一双又一双的鞋，律师事务所、公安机关、检察院、法院、政府部门，可以去的地方我几乎都去了，嘴皮子都磨破了。每周我还得去看守所看望张可：他更瘦了，胡子都长了出来。我将心痛化成力量，真觉得自己有点像电视剧里打官司的“秋菊”。

2005年6月14日，二审宣判张可犯“非法占有土地罪”，判处有期徒刑两年，缓刑两年。张可依据法律得到公平公正的判决，为了上诉，我已为他负债20多万元。

婚姻“死刑”我和丈夫刀刃相见

我想等张可回来就好好过日子，一起努力把债款还了，一家人过平淡的日子。6月18日我从监狱把张可接回家，看他一副有心事的样子，我便让他出去散散心。到了深夜1点多，张可还没回家，我忍不住给他打了个电话：“那么晚了，还不回来吗？你在哪儿？”他告诉我：“我在学驾校。”我知道这是谎言，谁都知道任何一个驾校都不会在凌晨开放。我想质问，但想到他刚出狱，可能心情不好，也就忍住了，只叮嘱了声：“注意身体。”便挂断了电话。那一夜，我几乎失眠。第二天中午，丈夫才回来。“怎么现在才回来？”我希望他给我个理由，“没什么，去洗了个桑拿……”他甩给我一句话，便径直走进了卧室。

我们冷漠的相处了几天，渐渐地我发现张可时常偷偷接电话。有一天，张可出门忘了带手机。我觉得好奇，翻看着他手机的通话记录，一名叫莎莎的号码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凭着女人的敏感和张可这段时间对我不冷不热的态度，我怀疑我们的婚姻亮起了“红灯”。只是我一直不敢相信，自己千辛万苦，拼命护住的丈夫居然会这样对我。那一刻，支撑我坚强的信念瞬间崩塌了。

我按重拨键拨出了那个号码，告诉她我是张可的老婆，电话那头的女人很坦然：“你好，我叫‘莎莎’，我和张可已经在一起几年了。我知道你，也见过你的照片。”我说：“我决定退出，让你和张可在一起，但我们负了20万元债，只要你拿20万元把债还清，我马上和他离婚。”莎莎显然没料到我会这样说，她笑笑说：“如果我有20万元，还会找他。”便挂了电话。

当晚，我和张可发生了激烈的争吵，争吵从晚上12时一直持续到凌晨3时多，张可愤怒地向我提出了离婚。第二天，我越想越气，买了两百颗安定放在桌上，穷苦、上诉那段委屈的日子里，我都没现在这么绝望过。正当我放弃自杀，决心好好生活的时候，3月24日晚，张可再次将我叫进屋内谈离婚。“所有人都可以对不起我，但你不能对不起，我为你付出这么多，非要离婚你得给我一个理由。”我说。“你太能干了……”他回答得极为不合理。我一气之下，冲进厨房拿出刀说：“要离婚可以，你先把我杀了，要不然，你就去法院起诉，只要法院通知书一到，我立马走人。”我将刀放在他面前，他没敢动手，他说：“你心真毒，你要把我害死吗？”“我和你这么多年，我害了你什么？”我说。当他说伤我的话时，我觉得我已经一无所有了，从认识到现在，我把最宝贵的20年都给了他，但最后竟然是我错了。